肺炎国际蔓延,现代社会为何除了“封城”别无

类别:行业新闻    发布时间:2020-03-18 11:29

疫情正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爆发。根据整理的数据,截至北京时间3月12日17时,中国之外的确诊病患已经高达37,294例,死亡1,444例。在此之余,美国疾控中心(CDC)主任雷德菲尔德3月11日在美国联邦众议院监督委员会针对美国疫情的听证会上,回应众议员哈雷罗达的询问时表示,美国确有一些有可能感染新冠肺炎的死者被误诊为季节性流感。可以预估,至少在未来两周内,COVID-19疫情还会进一步在各国加剧。

美国、日本等国严控病毒检测规模,指导轻症患者自我隔离,以免大幅增加的病例为医疗体系带来无法承受的压力,导致重症患者无法获得医治;

韩国依赖其全球领先的移动科技水平确保民众的日常健康上报,并设立免下车测试站,在10分钟内完成检测,数小时内取得结果的方式,对数十万民众完成了检测。韩国国民遇见危难时的团结性,亦再次得到彰显。在这些措施和民族因素综合下,韩国每日新增病例也逐渐由2月下旬的每天过500人下降到3月第二周的每天200余人。

而移动科技不如韩国发达普及,国民并没有那么团结的意大利等国,则选择参考中国的封城经验,实施了类似措施。

总理孔特9日宣布,将封城措施由伦巴底等北部地区扩大至全国范围,隔离检疫的人口亦由约1,600万大增至全国约6,000万,并持续至4月3日。3月11日,孔特进一步宣布该国即日起将关闭除药店和食品店之外的全部商业设施。意大利外长迪马约在3月10日同中国外长王毅通话时还表示,“当前意大利疫情形势十分严峻,意政府正密切关注和学习中方抗疫的成功经验,采取有力举措阻止疫情扩散。意方面临医疗物资和设备短缺的困难,希中方帮助解决燃眉之急”——参照武汉的经验,未来两周将是意大利疫情最关键的时段。

然而,意大利可是七国集团(G7)成员国,是欧盟重要组成部分,更是西方文明的一大代表,恰如《纽约时报》该文所述,“面对欧洲最严重的疫情,意大利采取这等严厉措施,释放了一则重要讯号,也即这些与西方民主社会核心价值观相抵触的限制性措施,或许是管控并击败病毒的必要方式”。

因此,在《纽约时报》双重标准操作的背后,显现出的是西方社会当下正经历的矛盾心态——西方社会不想承认中国这种生硬古老的防疫措施是唯一有效的方式,更不想看到意大利这种西方国家正选择套用类似措施。

在西方社会看来,“封城与否”的关键决定因素,不在于其是否有效,而在于个人自由与政府权力的博弈,在于是否应该在特定情况下合理地舍弃部分西方社会核心价值观?

这是个老问题了。从二战期间、麦卡锡主义的“红色恐慌”期间、冷战期间、到反恐战争期间,都曾一再出现。归根结底,这种矛盾的根源在于人民与政府之间的信任度,以及社会对“人与政府”之间关系的定义。

欧美这些“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一旦决心发动国家机器,皆能展现出强大的动员能力,其充沛的资源和较高的国民素质(虽然近年来有退化的趋势)也是其优势。问题在于,这些国家有共识地限制了国家机器的能力。

这是一种主观选择,既关乎欧洲对法西斯集权政府的记忆创伤,又源于美国自立国伊始起对“大政府”这个概念的抵触,乃至根植于欧洲中世纪强大的地方封建力量,和近几百年资本家逐步崛起过程中对政府权力的约束——持续削弱政府,原本就是欧洲乃至西方的政治大趋势。

如上所言,这个趋势遇到过不少挑战,但更多是战争与冷战类型的举国对峙。而今的疫情显然又是另一种挑战。

而今世界进一步命运相连,一国遭殃,所有国家都逃不掉。这也就让人们赫然发现,原来人类所取得的文明成就,还未“现代”到足以应对疫情的高度;原来,人们理想中“文明”而“现代”的防疫措施,只能很有限度地在诸如韩国这种拥有特定民族性的情况下实施;原来,“先进”的人类文明在碰上疫情这种挑战时,除了最原始的、原本该被淘汰掉的手段,竟然别无他法,以至于有人诉诸于信仰和宗教,有人诉诸于对自身政治制度的反思,这反映出了一些西方世界真实的忧虑及反思。